医生亲历上了“战场”，却没有“枪支”“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此幸运！”昨日，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教授程才眉头紧蹙，忧心忡忡。数日前发生的一幕，让这位医疗专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7日上午，一名50岁的外地男子在武汉地铁2号线光谷广场站内突发疾病，呼吸困难无法说话。情急之下，他拼尽全力，在纸上写下大大的“氧气”二字。“他要吸氧！”大家慌乱一团，却手足无措。地铁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找到站内一部应急逃生呼吸器。戴上面罩、紧急吸氧，几分钟后，男子呼吸平缓下来。十多分钟后，一辆急救车抵达地铁站，医院救治，幸运脱险。“多亏有这部应急逃生呼吸器，为生命救援赢得了时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程才说：“公共场所基本抢救设施缺乏，极大地影响了救援速度和效果。”今年2月，程才的一段亲历，让他对此有“切肤之痛”。“4号车厢一位乘客突然发病，请列车上的医生前来协助处理。”2月28日下午3时，在北京开往武汉的G次列车上，程才听到乘务员紧急救援。只见一名男乘客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意识模糊。找到列车上配备的听诊器，程才立即听诊，判断其或为冠心病急性发作。回想起急救过程，程才仍心存余悸：“列车上没有吸氧装备，没有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就连几元一瓶的心脏病急救特效药硝酸甘油也是其他乘客提供的。”“那一刻，我就像徒手上战场的士兵，没有枪支，却要和死神博弈，深感力不从心。”程才说：“心脏骤停不同于其他突发性疾病，4分钟内是挽救生命的黄金时间，最有效的急救方法是电击除颤和徒手心肺复苏。但简单的徒手心肺复苏往往达不到效果，心跳还是紊乱的，按压后需立刻使用除颤仪，让心率整齐。”心脏除颤仪、简易呼吸机、心脏按压泵和氧气瓶这些急救设备，对于突发疾病患者来说，无异于“生命救火器”，往往可以在救护人员到来之前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增加病患成活率。记者调查公共场所难觅急救设备8日，记者在武汉某影院售票大厅见到静静放在角落里的急救药箱，里面只有酒精、棉球和纱布等几样简单的药物。一周来，记者对城市公共场所的急救设备进行了调查，发现缺位严重。4日下午，记者来到武汉群光广场一楼总服务台。其设置的急救箱内有酒精、人丹、正红花油等简单药物，但没有急救设备。记者询问商场哪里有急救设备，工作人员一脸茫然：“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过。”6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地铁2号线的多个站点。中山公园地铁站安全服务岗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只有基础的急救药物，且以酒精、棉球和纱布居多。乘客如突发昏厥，只能拨打，等待救援。”8日，记者来到汉口火车站，相关负责人坦言：“每一列火车上配备有急救药箱，但没有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等急救设备。遇到突发紧急情况，会广播呼救并让列车临时停靠。”在广场上巡逻的协警严先生告诉记者，在火车站内，总服务台设有急救医药箱，“一般在广场上发现昏倒的乘客，会立即联系车站医护人员，情况严重的，直接拨打。”调查中，武汉、宜昌、荆州三地的近20家超市、大型商场、电影院以及连锁餐饮店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简易医药箱已属应急的最高配置，没有一家单位配备急救设备。民众期待“生命救火器”应像消防栓一样完善“我国每年心脏猝死人数高达54万人，其中，87.7%医院外，2/3在发病1小时医院的途中，抢救成功率不足1%。”年在汉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心律失常大会上，一组惊人数据首度公布。而在现实中，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冠心病、脑溢血等高危人群容易出现突发性昏厥。特别是在地铁等公共场所，类似“行人倒地”的突发情况屡见不鲜。医院急诊科医生江山介绍，配备基本急救设备的投入并不高。吸氧设备几千元即可配置，心脏除颤器价格在1万元左右。“这和无价的生命相比，微不足道。”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国籍留学生李丽安说，在法国的公共场所，如机场、商业大楼、海滩边都设有心脏除颤器。“普通人参照设备上的操作步骤，都可以顺利施救一般心脏骤停患者，就像使用数码照相机一样简单。”李丽安表示，公共场所医疗急救设备的使用频率和效益远远超过大楼里的灭火器、汽车里的安全带。在美国不少州立大学的教学楼里，都配备有心脏除颤器，校园环境和安全部门面向全校学生提供免费预约训练。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罗教讲教授认为，公共场所医疗应急设备的缺失，反映出国内公共安全应急整体意识薄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城市化进程加快，公共安全应急体系亟待整体规划。完善急救法律法规，配备必要急救设施，培训更多懂急救会急救的人群，是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职责。“‘生命救火器’应像消防栓一样完善。”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法律法规，将应急救护培训和应急设施配备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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